面对“非人性化教育”的众责，七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又捡起了曾一度丢失的进步主义的传统，倡导开设“关联课程”和“人文化课程”，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口号是人本主义。具体而言，小学在民展学生智力的同时注重培养其情感和态度的课程目标促动下，大量增加了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激发和培养学生兴趣的课程内容。中学在“教育人性化”、“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培养更为有效的人”的课程教学目标的促动下，其课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必修课的比例下降。必修课的内容一般包括传统的学术性科目（如社会研究、英语、数学、科学），也包括生活实用性科目（如驾驶教育、生计教育、消费教育、打字等）。此时的必修课在学校教学计划中所占比重尽管不尽相同，但大都保持在50%左右。在必修课比重下降的同时，必修课中的学术性课程也大幅度下降，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科目所占的比重则大幅度上升，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调查结果显示：1964－1980年间，高中课程计划中增加最快的10个科目是体育、音乐表演、补习英语驾驶教育、合作教育、健康教育、分配教育、普通教育、婚姻和成人训练、职业家政。

 　（2）选修课的比例上升。选修课的内容非常广泛，一部分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的学术课程，更大一部分是职业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非学术课程，如婚姻及家庭指导、药物教育、性教育等。这种选修课在整个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一般在59%左右。这种高比例的选修课使许多学生为了凑够学分放弃学术性科目的学习，大量选择学习难度较轻的课程，从而造成学术质量的下降。

 　（3）职业课程大量增加。美国综合中学的职业课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初、高中阶段，职业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以分别占22%和24%的比例高踞各类课程之首，而五十年代未曾一度倍受推崇的外语课程则分别降至2%和4%。显然，由于过分强调所谓的人性化教育和生活与实践教育，使美国中小学课程的发展再次走进学术性衰弱的误区，学生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在大幅度地下降。而对这一紧迫的现状，美国又掀起了课程改革的浪潮。

　　自七十年代中叶始，美国发起了“恢复基础教育运动”。这场运动要求严格中学的升级考试制度，注重道德教育。在课程结构上要求取消“社会性服务”等非学术性内容，大量减少选修课，增加必修课，限制职业课程，将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界定为外语、科学、数学和历史等科目，各科目注重加强基本事实、概念和原理等内容的传授。至八十年代，美国再次掀起与“恢复基础教育运动”性质相近的教育改革运动——“高质量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于1983年发表的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发挥了导向作用。它提出了一套新的中学课程方案：加强学术教育，开发“新基础课程”，提高中学毕业学术标准，规定获得高中学历在4年的时间里必须学习现代核心课程，即英语（4年）、数学（3年）、科学（3年）、社会研究（3年）、计算机（半年）。

 　　由卡内基教育促进会第八任主席L·博耶撰写的另一份报告《高中？？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更详细地规范了美国高中阶段课程的结构。该报告指出：高中阶段的课程主要由共同核心课程主要包括语言类课程（英语、文学、外语和艺术）、历史课程、公民课、科学类课程、数学课程、技术课程、健康课程、职业课程、跨学科课程等；共同核心课程应占全部课程的2/3，而选修课则降至1/3。在“恢复基础教育”运动和“高质量教育”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中等教育阶段的课程结构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恢复和确立了学术性学科在课程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加强了全国范围内课程结构的统一性，减少了差异性。

 　　（三）中小学课程结构的现状。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课程结构的调整，已不再是否定前期成果的彻底改革，而是真正认识到学术素养不强是本国学生培养质量低下这一基础教育的传统症结。为此，本世纪末期美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的调整仍然在逐步推行其加强课程的学术性、加强课程的统一性、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等政策。1990年的《全美教育目标》、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发展》都一再强调加强中小学的核心课程：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外语、艺术等，试图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迎接下世纪全面的挑战。这说明了美国暂时结束了其课程发展长期飘摇不定的历史，进入到稳步推进的时期。

　　概观美国课程结构变革的整个历程，尽管小学课程结构的调整幅度相对于中学小了许多，但本世纪以来中小学课程一起处于基础学术教育与生活适应教育、统一要求与灵活多样、提高教育质量与实现教育平等这三对矛盾的反复对抗之中。就课程结构而言，则表现为学术性科目与非学术性科目、共同必修的核心课程与选修课在比例上的此消彼长的持续摇摆之中。这种摇摆其实是教育社会本位主义教育价值观与个人本位主义教育价值观各持一端、相互对立的结果，是一种价值观试图修正另一种价值观的表现。由此可以发现，当一种教育价值观在教育实践中走向极端之际，需要注入与其相对的价值观，尽管目的是试图实现二者的“中和”，但也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结果。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应当肯定的是，几乎每次的矫枉过正都意味着处于两端的二者将分别向着“中和”迈进了一步。